陈阳想象着那些专家学者们围着这幅画争论不休的场面，有的说是真迹，有的说是仿品，各执一词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没有藏印就意味着无法追溯这幅画的流传历史，没有题跋就缺少了当时人的直接证明，这样的画作要想得到权威认定，确实需要大量的技术检测和史料比对。光是碳十四检测、颜料成分分析、纸张纤维检测这些科学手段，就得花费数月时间，更别说还要请各路专家反复论证了。
就算最后鉴定出来是真迹，也没有太大责任，谁敢拍着胸脯说，这一定是文物？
陈阳心里清楚，这就是苏老的高明之处，将责任风险降到了最低。即便这幅画最终被认定为国宝级文物，相关人员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们当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，但确实无法确定其真伪，这不能算是我们的过失。”这种合理怀疑的存在，就是最好的免责理由；如果鉴定不出真伪，那就更好，一点责任都没有。
所以，只有上交上去的那件绿釉贴花杯算一件文物。
想到之类，陈阳暗自佩服苏老的深谋远虑，这样一来，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。从原本的“重大文物走私案”变成了“单件文物处置不当事件”，责任等级直接下降了好几个档次。
等绿釉贴花杯最后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当时是按照北齐时期上报的，结果经过鉴定不是北齐时期的，而是辽代的，这责任就更轻了，撑死就是个疏忽。
陈阳越想越觉得这个计划的精妙之处，如果绿釉贴花杯最终被鉴定为辽代文物而非北齐，那相关人员完全可以说是学术判断失误，这在文物界是很常见的事情，毕竟考古学和文物鉴定本身就存在很多不确定性。这种“学术性错误”和“故意隐瞒”在性质上完全不同，前者最多是专业能力问题，后者则是品德问题。
如果现在把四件都上报上去，那就可以直接打你个玩忽职守！
陈阳想到这里，不禁为苏老的老谋深算而感到震撼，四件国家级文物同时出现在一个案子里，这绝对会引起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，到时候层层追查下来，每个环节的责任人都逃不掉。那些本来可以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的问题，都会被放大镜检视，任何一点瑕疵都可能成为追责的理由。
毕竟一件辽三彩就是国家一级文物了，这责任推不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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