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班上的第一名”略萨在巴黎参加法新社的采访，谈到他年轻时也面临过的“封杀”经历。
“那时候是1963年，我还是个小人物，我写了一本书叫《城市与狗》，触怒了秘鲁当局政府，这本书在全国范围内被定为禁书，甚至威胁要取消我的国籍……我一边写文章骂，一边逃去了西班牙，但如今二十年过去，那已经成为我光辉履历的一部分。”
略萨来巴黎是为了推销他的新书《谁是杀人犯？》，这本书同样批判了军阀政府，但当年他饱受打压，不得不逃去欧洲，而现在他却成了国会议员，还准备参加总统选举。
“那些当年的大人物在哪里？他们要么被枪毙了，要么终生坐牢，而我还在这里，我以后也会活得很好。”
“世界是公道的，只是很多人熬不到那个时候。”
讲到这里，略萨十分感慨：“我相信那些杀不死我们的，会使得我们更加强大。余正在走上这一条道路。”
巴黎作为文学青年的圣地，曾经在六十年代汇集了大量拉美作家；如果不是出了卡门这种人物，使得文学中心短暂的转移到了巴塞罗那，巴黎将会继续维持其文学圣地的地位。
法新社记者也算是博古通今，他们随后议论到聂鲁达、略萨乃至于马尔克斯等等作家……记者忍不住道：“法国曾经到处飘扬着赤旗，我不知道我是因为聂鲁达的新闻，才开始关注他的书籍，还是因为他的书籍，才开始关注他的抱负。”
“虽然现在我的信仰有所改变，但我仍然会被他们的良心所打动。”
略萨点头道：“是的，这正是作家们所需要的。我一直相信作家要深入的介入这个世界，影响到历史，否则不可被称之为大作家！当然了，他们的文学技法首先要很高超。”
“这两者一件事情也不能少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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