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冬天，我们县城的大街小巷，一夜之间，冒出了很多穿着红色马甲、推着崭新自行车的年轻人。
他们的自行车后座上，都绑着一个印着中国邮政字样和一只绿色大雁的、方方正正的绿色铁皮箱子。
他们是新出现的邮递员，送的却不是信，而是一种名叫特快专递的东西，据说，能把一份文件，在一天之内，从省城送到我们这个小县城。
我们家属院里的人，都觉得这东西又贵又没用，有那个钱，打个长途电话不就什么都说清楚了？
但很快，我就发现，我们家成了这栋楼里，唯一一个，会收到这种绿色铁皮箱子光顾的住户。
滨江路那次惨败的偶遇之后，妈妈像一个被戳破了所有幻想的气球，迅速地、无可挽回地，干瘪了下去。
她不再去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散步，也不再刻意地推迟晚饭的时间。
她似乎彻底放弃了所有徒劳的、想要“抓住”什么的努力。
她迷上了十字绣。
她没有选择那些寓意着家和万事兴的牡丹，而是从一本不知从哪儿来的、很高级的杂志上，描摹下了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案——一个穿着芭蕾舞裙的、孤单的女孩，正踮着脚尖，在悬崖边上，迎着月光，独自旋转。
那幅十字绣成了她新的战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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