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可现在……”他看着桌上那道很快就渗进油污里、不见了的水痕，摇了摇头，“现在这根线，不在她手里了。线那头，攥在别人手里。攥在那个……开小轿车的局长手里。”
我的心，猛地一沉。
“人家想让你飞，你就得飞。人家松一松线，你就觉得天都宽了，海阔天空了。人家要是觉得你飞得有点野了，或者看腻了，他只要把手里的线，那么轻轻一拽……”他做了一个收紧拳头的动作，眼神变得异常锐利，“那风筝，不管在天上飞得有多风光，还不是得乖乖地、一头栽下来？”
“栽下来，还不能抱怨。因为人家会跟你说，我这是怕你飞丢了，是为了你好。”
舅舅的那番话，我其实听得不太明白。
什么风筝，什么线，什么栽下来……这些词，像我们家那台老旧的莺歌收音机，在天气不好时，从喇叭里传出来的、混杂着“刺啦”声的、含糊不清的句子。
我没能抓住它的全部意思，但那调子里的悲凉，却像一根潮湿的、冰冷的绳子，悄悄地勒住了我的脖子。
我低下头，假装很认真地，在挑碗里那些已经泡得发白了的馄饨皮。
我用勺子，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捞起来，再放下去，捞起来，再放下去。
馄饨汤已经不怎么热了，一圈浑浊的油花，像一张皱巴巴的地图，浮在碗面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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