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没有抬头，只是手上的动作，慢了一点。她说：“旧是旧了点，但毛线是好毛线，暖和。你这孩子，长得太快，
像雨后的笋一样。今年织的，明年就穿不上了。”
她顿了顿，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眼神里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深切的、仿佛要穿透我看到很多年以后的温柔和忧虑。
她说：“妈妈……可能要出趟远门。要去省里，学习。要去很久，可能……要一年。”
她继续说：
“我怕我走了，没人给你织新毛衣。先把这件加长一点，你今年冬天，就还能再将就着穿一年。等明年……明年妈妈回来了，再给你织件新的、更大的。”
那个下午，妈妈对我说，工会的汪阿姨，要带我们去一个叔叔家认认门。她的语气很平静，像是在通知我晚饭吃什么一样，不带商量的余地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“汪阿姨”这个名字，对我来说，就像一个密码，它总是在我们家某些重大事件发生前出现。
我放下笔，心里充满了那种熟悉的、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推着往前走的、无力的抗拒感。
我不知道要去见谁，要去认什么门，我只知道，这又是一场我无法拒绝的、被安排好的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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